家书中的交友观
更新时间:2020-10-07 16: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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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
古人在交友方面颇有心得。大千世界、纷繁复杂,如何在芸芸众生中选择至交之人引为人生知己,非常艰难。张习孔在《家训》中说:“吾人防患,首在择交。所交非人,未有不为其所累者。”对于古人来说,如果交友交得好,意气相投,相谈甚欢;如果交友交得不好,就会受友连累,毁及自身。
袁了凡在《训儿俗说》中说:“至于朋友之交,且宜慎择。苟得其人,可以研精性命,可以讲究文墨,可以排难解纷,须要虚己求之,委心待之,勿谓末俗风微,世鲜良友,取人以身,乃是格论。门内有君子,门外君子至。”“日常相与,我先以厚施,彼必以厚报。”“又交友之道,以信为主,出言必吐肝胆,谋事必尽忠诚。”袁了凡在家训中对于真正的友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与朋友在一起,可以切磋学问,可以排忧解难。东汉年间,作为战国赵国名将廉颇的后裔廉范少有志行,后去京师拜薛汉为师,名重于一时。此时,陇西太守邓融召廉范做功曹,对廉范有知遇之恩。邓融和廉范,于公,是上下级关系;于私,是亲近友朋关系。传统社会,亲近的上下级关系都有儒学传于近人的说法。廉范少不了要从邓融的身教中学习很多内容,邓融亦以亲信对之。
恰逢,邓融被牵涉到一个案子中,廉范知道这个案子非常复杂,于是以生病为由请求离开,打算用变通的方法来帮助邓融。邓融不知廉范本意,对廉范的离开,非常生气。廉范辗转来到洛阳,改名换姓,请求代理廷尉、狱卒的工作。不久之后,邓融因案子牵绊,被押赴洛阳监狱。在洛阳监狱工作的廉范正好能够服侍邓融。邓融对廉范说:你怎么长得像我以前的一个部下?廉范对邓融说:你是不是神经错乱了啊。廉范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,且一直服侍在邓融身边,直到出狱,等到邓融去世的时候,廉范送葬到南阳。所有这一切所为,邓融都不知道。
廉范的授业恩师薛汉因涉朝争而被杀,“故人门生莫敢视”,廉范“独往收敛之”,官吏将此事上报朝廷,皇帝当时很生气。皇帝召见廉范:薛汉参与楚王叛乱,你为何不与朝廷同心,却反而为其收尸啊。廉范回答:“臣无状愚戆,以为汉(薛汉)等皆已伏诛,不胜师资之情,罪当万坐。”廉范感恩于薛汉曾经的师生情,是基于薛汉对自己知识的授予,所以有“彼必以厚报”的结果。皇帝由此对他大加赞赏。
张师载在《课子随笔钞》中引用何氏家训:“君子以文会友,以友辅仁。必须趣向正当,切磋琢磨,有益于己者,始可日相亲与。若乃邪僻卑污,与夫柔佞不情,拍肩执袂,相诱为非者,慎勿与之交接。”
交友的初衷如果是为了禄位、升迁,作出“邪僻卑污”之事,终会被人发现,遭社会淘汰。南北朝在南朝宋、齐两代政治舞台上颇为活跃的一位政治人物叫江谧,他人生的志向是当位极人臣的大官,为实现这个目标,不惜在交友方面进行投机。当他还担任县令的时候,就注意到了南豫州刺史刘彧,“竭力侍奉”,进行投机,等到刘彧登基成为皇帝即历史上的宋明帝,对江谧委以重任,“以为骠骑参军”。江谧的交友“付出”,得到了相应回报。
“性流俗,善趋时利”的江谧在宋明帝的长子刘昱即位后,因刘昱日益昏暴,“朝野咸属意建平王景素”,江谧亦投资刘景素,“深自委结”。结果,刘景素起兵失败,江谧的投资亦告失败。但他性不改俗,继续他的投资事业。此时,他将眼光瞄向了萧道成,“独竭诚归事”。投桃报李,当了南齐皇帝的萧道成,对江谧委以重任,“以谧为长史”,后升迁他为“左户尚书”。然江谧终归德不配位,萧道成没有始终信任他,引起他的记恨。江谧由此鼓动豫章王通过叛乱当皇帝,结果被即位后的齐武帝发现,“诏赐死”。
交友过程中,如果能够秉持取其长处、摒其短处的态度,无疑是最为智慧的交友方式。孔齐在《至正直记》中说:“吾尝谓取友相观以善,有以全德而交之者,有以一行而交之者,又有一善则思齐,有一不善则当自反,非谓好其善而不知其恶也。”孔齐的观点与颜光敏在交友要取长补短这一点认识上是一致的。颜光敏在《颜氏家训》中说:“百里一贤,犹比肩也,益友盖难言之,顾朋友一伦,必不可阙,取其所长,弃其所短。读书修业,必有相为砥砺、问难之人,有缓急则可恃,欲为不善则恐其知,斯友也。”唐代名臣王珪在唐太宗时期为臣的时候,非常注意与贞观名臣进行交友学习。“时房玄龄、李靖、温彦博、戴胄、魏征与珪同知国政”,如果自命清高,互相看不起对方,一方面交友就会遇到障碍,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朝政秩序的安稳构建。王珪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贞观这些名臣身上的优点,并且积极向这些人学习,评价语言中也不吝惜对他们的赞赏:“孜孜奉国,知无不为,臣不如玄龄。才兼文武,出将入相,臣不如李靖。敷奏详明,出纳惟允,臣不如温彦博。以谏诤为心,耻君不及于尧舜,臣不如魏征。”唐太宗“深然其言,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,谓之确论”。
张永明在《张庄僖家训》中说:“与刚直人交,心所畏惮,故言择,行必谨,初若不相安,久而有益多矣。与善柔人交,意觉和易,然而言必予赞,过莫予警,积尤悔于身而不自知,损孰大焉!故味美多生疾疢,药石可以长年,信夫!”对于刚直直谏之人,要虚心接受他的谏言,这样做有利于科学决策和朝政治理。唐代名臣魏征在历史上很有名气,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敢于向皇帝进谏,赢得唐太宗的信赖,成为股肱之臣。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明君,在于他能够虚心纳谏,听取魏征为代表的谏臣之言。魏征能够当谏臣的潜质在于他“有经国之才,性又抗直,无所屈挠”。唐太宗之所以敬重魏征,亦在于魏征能够不留情面地指出朝政的得失,作出有益于朝政的决策。唐太宗嫌弃上疏陈奏的事情过于繁琐,“欲加黜责”。魏征向唐太宗谏言:“古者立诽谤之木,欲闻己过,今之封事,谤木之流也。陛下思闻得失,只可恣其陈道,若所言衷,则有益于陛下;若不衷,无损于国家。”唐太宗非常认可魏征的建议。类似这样的进谏比较多且富有成效。唐太宗深刻地指出:“贞观之后,尽心于我,献纳忠谠,安国利民,犯颜正谏,匡朕之违者,唯魏征而已。古之名臣,何以加也。”(石志刚)